625年——626年唐高祖宽刑薄赋，休民罢战，恢复元气。李建成、李世民夺位暗战。

唐高祖正在发愁怎么处理李建成、李世民兄弟俩的矛盾。这时突厥人大举犯边，唐高祖只得暂且放下此事，让李世民率军去抵抗突厥。

虽然唐高祖猜忌李世民，但李世民百战百胜，唐高祖又离不开他。

也有说法，唐高祖让李世民去抵抗突厥是想借突厥之手除掉李世民。即使李世民没死在突厥之手，但只要他打了败仗，唐高祖就能名正言顺地治他的罪。

但李世民击退突厥得胜而归。李世民功劳更大，声望更高。唐高祖一点脾气没有。

唐高祖在“事平之后，猜嫌益甚”。李世民功高盖主，唐高祖对他更加猜忌。

唐高祖让李世民驻守边关，让李建成留京辅佐自己治国。兄弟两人脱离接触，暂时相安无事。

唐高祖在处理家事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国事。

统一中国后，唐高祖原本打算罢兵息战，休养生息，解散了中央军，让将士们回家搞生产。但是突厥人不断犯边，地方军应付不来，唐高祖不得不重组中央军。

隋炀帝推出“租庸调制”以减轻百姓负担，鼓励生产。

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。因为它可操作性强，简单明了。每个男丁一年交两石粮的租、20天代役钱的庸、两丈绢的调就可以了。百姓交的明白。官府收的明白。

不像以前，官府要根据每户的人口数、男丁数、财产数、土地数、产量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税额。官府算得麻烦。百姓听得糊涂。

租庸调制只要搞明白每户男丁数就可以了，有几个男丁交几份税。税额是固定的，不用算。

有人估算过，唐朝的租庸调折合税率是百分之八，相当于汉代的“十五税一”。税率也是非常低。

另外，劳役可以拿钱买，不愿服劳役可以掏钱找人顶，也就是以庸代役。农民因此可以专心生产，不用再担心农忙时人手不够。

不过，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。如果均田制被破坏了，前提条件不存在了，租庸调制就显现出非常大的弊端。比如说，唐朝初期人少地多，一个男丁一百亩田的分配制度能够执行下去，一人一年两石粮的租也不觉得高。到了中期人口越来越多，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，一个男丁可能只能分到七十亩、三十亩、甚至十几亩田，仍然按一丁两石的标准收租就有点让人吃不消了。

因此，租庸调制后来被两税法取代，存在时间不长。

在退出租庸调制的同时，唐高祖“颁新律令，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”。新律被称为武德律。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。武德律实际上是开皇律的修订简化版。开皇是隋文帝年号。武德律比开皇律在刑罚上有所减轻。

宽刑薄赋，休民罢战，这都是古代皇帝所追捧的王道仁政。想做明君，这似乎是标配。

唐高祖为了减少战争，同意和突厥、吐谷浑互市。

古代都不太愿意跟周边的游牧民族互市。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，比如衣食盐铁，在古代都被列入战略物资。对于一个不友好的邻居来说，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等于助长他们的军事潜力。但是，游牧民族缺少并且急需这些东西，买不到就去抢，不惜发动战争。

唐高祖同意互市，一方面希望减少战争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得到游牧民族的马和牛。中原急需战马和耕牛。

为了不助长游牧民族的军事，唐朝主要是以茶换马。茶叶也是游牧民族最想得到的东西。因为游牧民族天天吃肉喝奶，需要用茶解油腻、助消化。并且茶还有解毒消病的功能。

唐朝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互市又被称作茶马互市。著名的“茶马古道”就起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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