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振华机械公司供职的外国工程师如贝格尔、特斯拉、狄赛尔、内德维德兄弟等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了成绩，唯独约翰霍兰感到有些失落。 这也难怪，他本来是研究潜水艇的，可热河是个内陆省份，只有老哈河上有几处小型的内河码头，更笨无法施展约翰霍兰的才华，要不是因为签了合约，恐怕约翰霍兰早走人了。为此，徐天宝没有少和约翰霍兰谈心，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没办法，徐天宝只能偷偷给约翰霍兰洗了脑。这下约翰霍兰对徐天宝是忠心了，但是放着这么一个人才不用委实可惜，可总不能让徐天宝把热河搬到海边吧？

所谓无巧不成书，这时朝廷里传来消息，天津的大沽船厂和福建马尾船厂要找人接手。徐天宝一打听，原来是京城里的大员们在到处找人接手这两块烫手的山芋。

大沽船坞原来是北洋水师的造船厂，后来在八国联军的时候被沙俄军队霸占，2年之后才还给清廷，但是主要设备都被沙俄运走了，如今只留下一个烂摊子。至于福建马尾船厂则是因为所托非人，任用了旗人崇善当家，结果崇善昏聩无能，整天就知道贪污受贿搞**。无力办船政，异想天开，转向铸币，魏瀚反对把船厂变成铸币厂，船政局变成铜元局。崇善整了魏瀚的黑材料，上奏弹劾，一个全心全意努力报效国家的科学技术人员，竟因为没有跟崇善帮派同流合污，敢于反对设铜元厂，被迫黯然离开船厂。铜元厂开工，一日仅铸铜币10万枚（引进设备时原议日铸铜币160万枚），才知受到外商欺骗，船厂负债累累，到1907年御史陈璧来闽清查时，“参观厂屋，半就圮毁，机器霉锈，材料散蚀，**情况，实堪诧异”。“各员绅、书吏、工匠、丁役等坐支薪水，糜费库款”，请旨将有关人员革职，铜元局也就倒闭。

这两家船厂都是洋务运动时期创立的大厂，都有过辉煌的历史。1875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北洋海军,先后购入军舰二十五艘。为了维修船艇,设“北洋水师船坞”在大沽,名大沽造船所。当时有几十台机床、铸铁、锅炉等场和六个船坞。也招雇广东、福建等技术工,大沽等地工人共六百余人,是我国北方造船业的巨擘。

而福建马尾船厂有左宗棠创办，具有二三千人规模的马尾造船厂崛起在马江之畔，占地600亩，设备齐全，规模宏大，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。此后的30多年里，马尾船厂为清王朝造出了40艘舰船，占当时国内总量70%，组建了第一支海军舰队——福建海军，并为北洋、南洋两支水师配备了大量舰船和将领。其间，清王朝的三支水师分别经历了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，败给教自己造船建军的法国老师尚可理解，但败给同样刚刚起步的日本海军，则让国人无地自容。1907年，清政府饬令惨淡经营的船政局停止造船。

两地船政都惨谈经营，而且负债累累，谁接手就要负责去补那个窟窿，于是船政大臣成了烫手山芋和臭狗屎，人人见了都退避三舍。但是这事总得有人管吧？于是上头大笔一挥，宣布以前的烂帐不用还了，只要有人愿意接手，把那帮子造船工人全部喂饱，不要闹事就成。

结果徐天宝伸出手来接下了这两只烫手的山芋，不过条件是把马尾船厂并入大沽船厂。马尾船厂没什么东西可搬，只有一帮工人和一些船政学堂毕业，对船厂有些感情的魏瀚、陈寿彭、丁平澜、郑守钦、林贻游、高而谦等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奉调来了大沽。

同时，徐天宝还向朝廷上疏，要求调沈葆桢的孙子沈翊清前来大沽主持船厂。此刻，朝廷见有人愿意出头，立刻大笔一挥。此刻的沈翊清陆军部练兵处行走，正要去奉命考察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荆州、江苏、江西八省旗陆军学务。一听这个消息，立刻从北京连夜赶到天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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