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向南洋迁徙，明朝初年业已兴盛，此后络绎不绝，比如，在1760年（乾隆2105年）至1820年（嘉庆2105年）的610年间，每年进入西加里曼丹的就在3千人以上，到1820年在那里居住着105万华人，1906年（光绪3102年）达到400万。

晚清南洋华侨同国内经济联系密切，渠道甚多，诸如侨汇，在家乡举办公益事业，兴办工商企业，向清朝捐饷等等。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估计，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银钱在一千万两以上。少数南洋华侨开办机器工厂和建筑铁路。中国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即由华侨创设。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梅县人、苏门答腊华侨张煜南出资五十万元，与谢荣光等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，1906年铁路筑成，全长四十二公里。

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进行一些战争，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，华侨也是慷慨解囊。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造船厂，资金不足，福建海澄籍暹罗华侨陈金钟捐银一万两，陈又有捐赈事，所以被清朝授予道员衔，另一海澄籍的槟榔屿华侨邱忠波亦从事海防捐献，也获得道员虚衔。说明了南洋华侨与国内经济的联系，现在考察华侨的政洽态度。较长时间内华侨拥护清政府，它的上层人物更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；到了二十世纪初年，印尼华人官员出行，学著清朝官吏，令人身后打伞，以表示其身份和威严；南洋华侨尊奉清朝正朔，使用清帝纪年，1845年（道光二十五年）三宝垄陈峰烟、马荣周重修大觉寺，立碑署“道光乙巳年正月”，1908年光绪帝、慈禧太后死去，印尼中华商会设灵堂祭奠，做功德，华人团体成员穿孝服吊唁。

在满清统治的发部分时间里，海外华侨被认为抛弃祖宗的天朝弃民。但是1893年，清政府在新政中改变了华侨政策，有两个目的，一是为吸收华侨的钱财。1876年清朝派福州船厂提督蔡国祥率领扬武火轮炮船巡视南洋，次年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，此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王荣和等到南洋考察华侨事务，海军提督丁汝昌主管巡洋事宜，清政府与西班牙交涉在菲律宾设立领事馆。清朝这些行动的目的，参与其事的张之洞说是：“不外保民、集捐二事，而以保民为首要。诚能为民兴利除害，则！民情爱戴，自无不急公慕义，踊跃输将”保民虽重要，但对清朝政府讲，还是在于达到“集捐”的目的上。

另一个目的是保护侨民，与西方殖民者争利。华侨在南洋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迫害，谋生与生活方式的选择受到种种限制，到了十九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西班牙殖民当局还不许菲律宾华人行医卖药，荷印政府不准华人穿西装，以免华人冒充其他族人，不易识别；法国殖民当局向安南华侨征收进口、出口、招牌、地基、房屋、身口等六种捐税，却不向日本侨民征收。菲律宾、印尼华侨被屠杀的事件屡次发生，清朝政府以其是化外之民、孽由自取，不向荷、西殖民者采取报复行动。到了薛福成提出取消海禁旧例的建议时，认识不一样了，他在奏疏中说，荷、英等国招募华人开辟荒岛，是“借资于我”，而我政府不联络华侨，是“不能借资于彼”，如今应当改图更张，不以化外之人视侨民，联络之，以“收桑榆之效”——从西方英、荷诸国取利。这样，在对华侨政策中，含有了保护华侨的内容，同时有了与西方殖民者争利的竞争意识，这是对华侨政策的一大转变，具有进步意义。

到了徐天宝这次出巡南洋，除了以上两个目的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使命，就是与革命党争夺南洋华人的支持。

在海圻号船舱里，杨士琦手拿一份黄帛盎然而立，对神情肃穆的徐天宝和萨镇冰说道：“宣抚使徐天宝、提督萨镇冰接旨！”

“臣，徐天宝接旨~！”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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